法治有很多种类型，根据从单薄到厚实的分类标准，塔玛纳哈把形式版本的法治理论分为三种：以法而治、形式合法性（Legality）、民主+合法性。
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用法治来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坚持以法治为引领和保障，依靠法治手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页。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新的历史征程，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更加深入地统筹做好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加强各级党委对法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治引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统筹推进，就是为了促进法治建设的协同性。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依法行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官民关系。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3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页。它是根据基本精神之语境、依循核心要义之语义，生成的实践操行上的语用。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15)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7月)，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话语实践一旦出现问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定会迷失方向，甚至走上歧途。(74)参见郭声琨：从党的百年法治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奋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高质量发展，《求是》2022年第12期，第20-21页。
四是法治人才保障话语。(29)参见注(18)，第97-98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30)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4-79页。(58)中国共产党基于法理上的领导地位和代表资格，对法治话语的建构日渐涵盖理念、规范和实践各层面，并加快形成科学完整的法治思想理论及话语体系。(17)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⑧在此背景下，基于历史主体实践逻辑的理论重思，尤为必要。(16)就建构性意义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更常使用法制一词。一方面，彻底的社会革命是目的，暴力斗争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工具和手段，这就要求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打碎老旧、腐朽、无效能、非正义的统治机器。由法治精神信仰、思维理念和知识意识锤炼的正规军(法治专门队伍)、游击队(法治服务队伍)和预备役(法治后备队伍)，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指引下解决法治推动力的不充分、不均衡难题。
前者的实践场域可被称为政法，而后者的运作特征则可被称为治法。这段话语遵循的仍是革命与法治的辩证法，但从革命法治到法治革命的重心转换已经出现。
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这是原则承接。前者把法治体系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加以考量，属于外在视角。
(34)所以，即使革命的暴烈行动，也应讲明其内在的法治规约。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法治话语在革命理想中生发，在形式表达上多属于对旧法治、伪法治的批判否定，在实质意图上则以建构新的理想型法治为圭臬。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会产生新的话语纷争。(24)恽代英通过辨析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以社会福利为目标价值。④参见[英]Paul Baker、[博茨瓦纳]Sibonile Ellece：《话语分析核心术语》，黄国文、刘明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4页。有鉴于将领导人话语视为法律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邓小平号召全党全国要尽快完备法律，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加强国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推动党规党法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立基于新时代精神，涵摄法治基础语义与实践衍生意涵，呈现出法治价值观、规范体与实效力的均衡主线。(5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1)以整合为导向的法的历史理论认为，法律的革命奠定法治传统的基石，每次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主要目的。毛泽东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21)同注(18)，第412-413页。(三)在改革中续造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价值研究勃兴，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动日渐频繁。
⑦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22)杨匏安从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23)指出法律的变革大势在于，从原初的自然法到侧重强权保护的严格法、再到注重人权的自由法，最后发展为以社会生存权为重心的新法律。三是法治内外统筹话语。从动态法体系角度来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达成，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的原则，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6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时人虽有以政治革命建设未来法治的呼声，但既无坚实论据，亦无实践方略。
(31)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赞同用国民代替民众，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刘作翔：当代中国的规范体系：理论与制度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87页。
(67)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代表了新时代中国法治事业的核心价值原则。⑤它不仅在主体上区别于日常生活话语、机构互动话语、职业组织话语，而且在行动逻辑上也不同于国家法治话语或社会法治话语。
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善于将革命理想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规范，用良善的正义新法取代那些旧有的专制恶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治法为本、治人为用，相辅相成、综合治理的经验智慧。人民的意志通过民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又通过执行成为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复次通过立法程序最终成为三者共同遵守的规则与形式，从而实现了三者意志的统一。(48)毛泽东将作为国家总章程的宪法，放在团体章程的类比中定位，表明宪法是党、国家和人民共同的构成性规范，不仅在国家法层级意义上是最高(根本)法，而且具有融贯价值与规范、理想与制度的宏观(大)法意味。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 一、法治及其话语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和践行，反映在不同时期的法治话语中。在既定的价值原则引领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法治实践战略在表达上必须全面系统、精准切实。
首先，法治价值原则是由根本原则和基本原则构成的体系构造。首先，法律体系主要指称严格意义的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一般不包含动态的法律运行之意，但这个语义空缺可由法治体系话语填补，并在国家法系统内建构创制—实施—监督—保障的规范实践流程。
这需要更具科学性和涵摄力的法治话语体系生成，也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42)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大众化的革命文艺，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运用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新的法治话语传播，不仅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还普及了当时的法制规范和方针政策。